防走失，电梯直达
来源：追忆历史往事
提起1971年的“9·13”事件，大家都不会忘记。当时，机上9人无一生还。这里面，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死党刘沛丰叛国，死有余辜。可是，机长潘景寅，机械师李平、张延奎，特设师邰起良4位机组人员，是不是参与叛逃的成员？或者是被林立果挟持？他们的死最后是如何定性的呢？
特定的历史环境，重大的政治事件，特殊的空中事变及机毁人亡的结局，决定了机组死难者定性的难度。如果没有邓小平在接见外国记者时的有关讲话，机组死者的定性问题，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何日才能解决。
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曾正面回答了费尔关于三叉戟256飞机失事的原因。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邓小平的讲话中引证的另外一架飞机，就是当晚凌晨2点52分，林彪死党周宇驰拿着林彪手令，从沙河机场骗走的3586号国产直升机。空中两名飞行员与敌人周旋，终于使飞机丧失了叛逃时间，就在飞机迫降离地只有20多米的时候，副驾驶员陈修文扭身压枪，壮烈牺牲。机长陈士印操纵飞机紧急着陆。这位机长事后也被隔离审查达10余年之久。
有关邓小平这段重要讲话的报道，刊登在1980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这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9·13”事件中死难机组人员的首次公开讲话，邓小平讲话的英明在于直接指出林彪座机飞行员“是个好人”，真是字字千钧。是个好人，就不是坏人，也不是叛徒。多少年来，除了机组的5个人在交代材料与旁证中，说到机组中不幸死去的4位战友同我们一样与林彪反党集团纯属工作关系，纯属执行专机任务的行为之外，一直没有听到有哪一级领导在公开的讲话中像邓小平那样指出机组死难者的性质，也一直没有看到有关的文字报道中出现过类似的字样。
因为这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没有人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招惹是非。专机师派人到死者家里处理一些具体事情时，上级领导没有明确精神，具体办事的人不敢越雷池半步。例如死者的工资问题、抚恤金的问题等等都没有解决的依据。事件过后，在具体问题上，在讲话方式上谁也没有把死者当叛徒看待；可是，在政策上也没有把死者当作正常死亡，更没有当作因公牺牲对待。
潘景寅的爱人与全家 ，经过一年多的奔波，终于在1982年初得到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签发的《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 从此，“9·13”事件中，林彪座机上的4名机组人员： 机长潘景寅、机械师李平、机械师张延奎、特设师邰起良，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死亡10年之后，在邓小平的直接指示之下，终于有了说法。
《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内容如下：
潘景寅同志于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随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1981年12月23日
在证明书的背面有潘景寅所在部队、个人简历、出生年月日及专机师和区民政局签发的抚恤金意见等。
从证明书中可以看出，证明书中“随飞机坠毁死亡”一句是死难者定性的核心。也就是说，机组4人的死其性质属正常死亡，既不能像林彪等人那样属于叛徒，也没有按正常飞行事故中以身殉职那样被定为烈士。按这样的结论，潘景寅的家属得到了500元抚恤金，再加上搬家损失等共得到了7000元的补偿。相比之下，这样的结果，总算可以告慰埋葬在异国他乡荒原上达10年之久的4位地下亡灵了。